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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年在中东的“Twin Pillar”:沙特和伊朗

发布时间:2019-10-29 19:23:01

来源:兴业证券

报告的要点

最近,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中东模式需要关注。这是《国际金融史》的第一篇文章,聚焦于美国在中东的“双柱”,即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中东:又一场“布雷顿森林之战”

(1)早在19世纪末,美国经济就超过了大英帝国,位居世界第一;

(2)从经济大国向金融大国转变的关键是建立强大的联邦储备体系;

(3)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被美国完全取代。

(4)对称地说,1948年美国也在中东取代英国。

★美沙关系的起源

(1)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密切关系渊源极其丰富;

(2)阿美石油公司的职责是以低价向西方国家出售大量石油;

(3)美国政府已经成为“美元”的做市商:一方面,它援助西欧,大力出口美元,“解决战后欧洲美元的短缺”,导致这些国家对美国的逆差;一方面,它迫使欧洲放弃传统的煤炭能源,依赖美国提供的石油,即中东石油。结果,中东石油出口国出现盈余,囤积大量美元,寻求美元回报。这构成了美元的流通,巩固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作为两者之间的制衡,前者来自东方集团,而后者来自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分歧和阿以冲突。

(4)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政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首先,沙特阿拉伯拥有庞大的美元储备,专注于投资。其次,美国建立了一个“外国官方附加”系统,专门负责债券市场的定向开放。第三,美元的地位大大加强。

(5)也门共和国化或民主化对受益于封建君主制的沙特王室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伊关系的起源

(1)利比亚和伊朗在历史上竞相抬高油价,这被称为“蛙跳效应”;

(2)1972年5月,尼克松和基辛格访问伊朗,承诺几乎所有美国武器都支持巴列维国王,并要求伊朗积极呼吁提高石油价格。自然,1973年后的伊朗加深了对美国武器进口的依赖,直到1979年伊朗革命。

(3)1979年伊朗革命,但截至1979年11月14日,伊朗海外总资产达88.45亿美元;

(4)特朗普今天威胁中国的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首次适用于伊朗,这是自美国开始向世界借款以来,一项独特的“债务人更强硬”的国际金融政策。

★全球金融结构的分水岭——1973年石油禁运

⑴石油出口国在1956年和1967年发起了两次禁运。美国启动了应急计划,但开始考虑如何将“被动应急”变成“主动利己”;

(2)1973年的封锁极其特殊,成为重建全球金融结构的一个重要节点。

★1973年石油禁运后的“双柱”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1)美国只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建立了“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这是“双柱”,由财政部领导,体现了美国的独特地位。

(2)尽管伊朗支持涨价,但它不参与禁运。美国向伊朗出售了大量武器,即“武器美元回收”;沙特国王费萨尔(Saudi King faisal)在美国的支持下,保留了君主制,并不断在美国股票、债券和房地产上投入大量美元。美国也帮助它实现了工业化,这是历史上著名的“石油美元的回归”。因此,国际金融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风险提醒: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

报告正文

在前面写

作者从事国际金融研究多年,兼职教授课程。他深感单靠相关理论无法深刻理解各种国际金融现象。近年来,中国金融面临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大挑战。市场圈、学术界甚至政策圈显然缺乏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讨论,“以书为本”很受欢迎。更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这些“笔记本”中,也缺乏对国家和历史经验的详细整理。缺乏历史支持的金融理论显得僵硬、僵化,在具体应用中经常出现误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金融史上或国际金融史上,“成本绩效”似乎不高。有考证精神的金融学者不多,能将金融现象或金融政策还原到社会背景的学者更少。作者多年来的梦想是写一部“国际金融史”。所谓的九层平台始于贫瘠的土壤。这篇文章是一个小的起点。

中东:另一场“布雷顿森林之战”

由于工业化,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世纪最后几年超过大英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多年来,欧洲人认为阿根廷会超过美国。从那以后,这种讨论变得毫无意义。但成为经济强国是一回事,成为金融强国又是另一回事。1899年,英镑占世界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法国法郎占15%,德国马克占15%)。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布罗兹教授认为,“美国是唯一一个货币没有国际化的主要贸易国。”

随着美联储的成立,情况有所好转。金融权力需要两个基石:统一的货币和强大的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最后贷款人”是由英国记者沃尔特·白芝浩在1873年银行危机期间提出的)。1860年的国家银行法保证了前者,而后者是由美国一系列金融危机引发的。长期以来,美国有反银行家的传统。即使在1933年,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也强调了他对货币兑换商的强烈厌恶。泰坦尼克号沉没一年后,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这项法令,这就是著名的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果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元对英镑构成挑战,战后,美联储成为了世界上最后的贷方。19世纪90年代,汉密尔顿手中的美国金融从法国模式转变为英国模式(即“财政联邦主义”)。20世纪10年代,美国金融也完全转变为英国模式。

“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以大萧条告终。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是盖茨比的悲剧。直到1944年夏天,一个意义深远的会议才在美丽的新罕布什尔小县召开,美国金融影响力的下降才得以逆转。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学者本·施泰尔博士称凯恩斯(英国代表)和怀特(美国代表)之间的辩论为布雷顿森林之战”。对称地说,美国也正在中东取代英国。

美国最初是全球石油商业发展的鼻祖,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其本土石油生产的消费和20世纪初汽车工业的兴起使美国觊觎外国资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政府不愿参与石油公司的海外业务,因为它避免了被怀疑协助垄断。然而,国内政治家警告美国缺乏石油外交,引用“门户开放”原则(由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于1899年9月提出,强调美国在与欧洲列强相同的基础上掠夺中国和东南亚),打破了《凡尔赛条约》中规定的英法主导中东的格局。他最终签署了《红线协议》(1928年7月)和《阿契纳卡里协议》(1928年8月),并获得了奥斯曼帝国与英国、法国和荷兰相同的石油开发权。直到1948年《红线协议》失效,美国才在中东取代英国。同年,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恢复了主权。到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时,英国军队从苏伊士运河撤军标志着英国在中东的彻底失败。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

有些人直接称沙特阿拉伯为“美国王国”。事实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密切关系非常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沙特国王寻找水源的美国工程师卡尔·特切尔就报告说,沙特阿拉伯东部的哈萨可能有石油。到1933年5月,由于经济萧条,沙特阿拉伯的朝圣收入急剧下降,这导致了加州标准石油公司与沙特政府的合作。也是在那一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最终产品是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组成该公司的四家公司是埃克森、美孚、德士古和加州标准石油公司。

然而,阿美石油公司和沙特政府之间经常发生摩擦。虽然前者原则上同意石油属于沙特阿拉伯,但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这一协议。阿美石油公司已经决定了开采、精炼、运输、定价和销售的方法。许多阿尔巴尼亚官员认为他们给了美国公司太多的让步。1950年,双方达成了50比50的分裂,也就是说,除了公司拿走的那一半,另一半属于沙特阿拉伯财政部。但最关键的问题是阿美石油公司主导了价格,这被称为“公布价格”。这种“价格标签”自然被大大压低,因为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依赖资源的国际收支周期。

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慷慨的演讲,标志着“欧洲复兴计划”(也称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开始。一是迫使其他国家改变货币结构,依赖美元。二是迫使欧洲改变能源结构,依赖石油,减少石油从美国流出,从而使中东成为欧洲石油的供应地。美国政府已经成为“美元”的做市商:一方面,它援助西欧,大力出口美元,“解决战后欧洲的美元短缺”,导致这些国家对美国的逆差。一方面,它迫使欧洲放弃传统的煤炭能源,依赖美国提供的石油,即中东石油。结果,中东石油出口国出现盈余,囤积大量美元,寻求美元回报。这构成了美元的流通,巩固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作为两者之间的制衡,前者来自东方集团,而后者来自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分歧和阿以冲突。有两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欧洲1947年从中东进口了其石油总量的43%,但在1950年后翻了一番;(2)1946年,西半球供应了欧洲77%的石油需求,而中东是23%。到1951年,这两者的比例逆转为20%和80%。

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存国。美国于1974年6月与沙特阿拉伯建立了“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并在这一框架下指导石油美元的返还。这件事对整个国际金融结构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沙特阿拉伯拥有庞大的美元储备,并集中投资。这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前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长期货币市场”。伊斯兰法律只是其他地方法律的重要来源,但沙特阿拉伯将其视为正式法律。在这一框架下,私营商业银行受到沙特阿拉伯货币机构的严格限制。因此,沙特政府的可投资盈余都是通过萨马与美国财政部以集中投资的形式合作实现的。这种模式与科威特形成对比,迄今为止一直对其产生影响。

其次,美国建立了一个“外国官方附加”系统,专门负责债券市场的定向开放。该系统的关键是以现有金融市场以外的市场价格发行,并对海外实体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数据严格保密。自1974年底该体系对沙特阿拉伯开放以来,克林顿的减债运动一直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至1995年10月。

第三,美元的地位大大加强。由于沙特阿拉伯在欧佩克国家中的关键作用,根据其巨大的美元地位,其在石油组织内的政策协调显然对美国有利。最典型的例子是石油完全以美元结算。

第四,指导沙特阿拉伯投资的美国外籍官员是指导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戴维·马尔福德(david c. mulford)。萨马在美国的投资是由许多美国专家大卫“指导”的?大卫·c·穆尔福德是首席专家,被称为“sama投资组合的建筑师”。它最初负责白焊的欧洲债券。此后,在沙特货币管理局投资咨询小组的领导下,它每天投资数千万美元。从沙特阿拉伯返回后,它被移交给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特别是加强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保密性。后来,它被派往日本指导该国的金融自由化。

也门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贸易中心,历史上被称为“沙巴”。在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也门控制着亚丁湾的咽喉。古代船只货物从这里(即Eziongabe)进入红海右支亚喀巴湾北端,然后转移到一小段陆上运输,到达地中海东岸,辐射到北非或欧洲。然而,也门的石油禀赋并不丰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石油经济崛起后,也门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继续下降。

在这里,让我们来谈谈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之间的不和。20世纪60年代,沙特阿拉伯支持也门王室。然而,埃及支持也门共和党人,他们之间爆发了内战。1962年,北也门爆发革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成立。1963年,南也门爆发了一场革命。1967年,南也门共和国成立,1970年更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这极大地影响了受益于封建君主制的沙特王室。

美伊关系的起源

伊朗最初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1908年,英国获得伊朗国王的批准,开始对1901年在波斯湾发现的石油资源进行商业开采。二战后由国家独立引发的对英波斯石油公司国有化的呼吁极其激进。最后,在1954年9月,伊朗政府和英法荷美石油公司联合成立了国际伊朗石油财团,允许英美各享有其40%的股份。换句话说,自1954年以来,美国已经真正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石油拥有者,占据了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的50%、伊朗的40%和伊拉克的25%。

从地理上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从西向东依次排列。历史上,利比亚和伊朗竞相提高油价,这被称为“蛙跳效应”。20世纪60年代末,利比亚大大发展了石油出口,利比亚低硫含量的石油可以生产更多的汽油,以迎合欧洲汽车工业和环境保护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反越南情绪培育的左派思想)。更重要的是,利比亚不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或好望角,只需要通过地中海向北岸的欧洲国家输送石油。与此同时,利比亚已经将石油特许权下放(分配给21家公司),这对石油进口国非常有利。1969年9月,卡扎菲推翻了亲西方的国王伊德里斯,建立了反西方政权,关闭了英国和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并提高了油价和税收。这标志着西方跨国公司主宰油价的时代的结束。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北非的地中海石油和波斯湾石油有着“越级效应”——相互影响,推高价格。在于是之,两个主要联盟迅速形成:海湾国家于1971年2月签署了德黑兰协定,北非地中海国家于1971年4月签署了的黎波里协定。与此同时,伊朗和利比亚反对西方跨国公司之间的联合谈判,甚至反对德黑兰和的黎波里石油公司之间的同时谈判。

尽管伊朗在1960年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但它并没有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道,对在1967-1966年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同年8月15日,当“蛙跳效应”发生时,尼克松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和平的挑战”,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性解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欧佩克会议就价格上涨和石油计价货币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有趣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在日内瓦两次会议的中间于1972年5月访问伊朗的,承诺几乎所有美国武器都支持巴列维国王,并要求伊朗积极呼吁提高油价。自然,1973年后的伊朗加深了对美国武器进口的依赖,直到1979年伊朗革命。

霍梅尼的力量

二战后,中东国家探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进口替代遭遇挫折,这是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背景。到20世纪70年代末,什叶派强烈反对政府腐败,并挑战君主制。最引人注目的是流亡的霍梅尼要求国王在获胜之前先离开这个国家。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和他的妻子法拉王后抵达德黑兰的迈赫拉巴德机场。场景非常冷。在机场为他送行的人是他的政敌、临时政府总理、宫廷大臣和国王的亲属。巴列维也成为了伊朗的最后一位国王。那天,德黑兰的街道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人们欢呼雀跃。在主要报纸上刊登的额外版面上印着“国王已经走了!”(沙阿筏!)

同年11月4日,一群自称是伊玛目信徒的伊斯兰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扣留了52名使馆人员444天。历史称之为“伊朗人质危机”。霍梅尼在1979年领导的这场伊朗革命使美伊关系走到了谷底。迄今为止,沙特阿拉伯已经成为美国武器的最大买家。事实上,在1974年至1979年沙阿统治期间,伊朗的可投资盈余一度在欧佩克国家中位居第三。截至1979年11月14日,伊朗海外总资产高达88.45亿美元(中国要到20年后才会达到这一水平)。

特朗普的诡计:美国冻结对债权国的制裁

在1977年12月28日国会通过《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international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 of 1977,ieepa)后,总统便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冻结外国投资者在美的资产。这项措施的首次运用是197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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