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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70年·海外留学|亲历者柳百成:40年前,我们52

发布时间:2019-12-02 15:03:19

出国留学

1978年12月26日,52名“第一次飞行学者”前往美国。“第一航海学者”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基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留学生派遣工作暂停多年的事实,恢复派遣留学生已成为高考恢复后中国教育界的又一件大事。在过去的40年里,从1978年到2018年底,共有558.5万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其中365.1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学生出口国。今后,中国将继续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中国将继续相互学习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不断加强人才交流,共同促进教育发展,共同为促进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1978年12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前排中间)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第一批访问学者并合影留念。(资料来源:刘百成)

四十年前,我们中有52人去美国留学。

自从1951年进入清华大学以来,我一直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我记得1978年作为首批52名访问学者之一在美国学习。尽管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40多年,我仍然对那一年有着清晰的记忆。

出国留学是我学术生活中的一个里程碑。回到中国后,不仅原有的铸造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多尺度建模与仿真技术被用来提高传统铸造行业的技术水平。从目前来看,这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1999年,我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是因为我在中国早些时候开始这项研究。

52个人,带着50美元去美国学习

1978年,我45岁,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当老师。那年八月,我被告知中国将派海外学生去美国学习。当时,清华大学可以派10个人和机械工程系获得配额参加评选。

我认为幸福来自天堂,因为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评和斗争。我认为国家已经派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给我们带来了春天。

如果你想出国两年学习科学知识,没有英语是不行的。因此,在政治审查的基础上,应该选择外语较好的人。系主任亲自发言,我获得了第一名。随后清华大学和教育部也组织了这次考试。我很幸运通过了三次考试,最终被选中了。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通过了三级考试?有两个背景:第一,我一直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送到清华校办工厂的铸造车间搬运沙子和铁水铸件。劳动强度非常高。然而,我仍然每天晚上阅读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英语专业期刊。我的笔记本大约一英尺厚。第二,我出生在上海,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我非常重视我孩子的教育,甚至借钱来支付我们的学费。我在教会学校接受了严格的英语培训。因此,由于我长期的积累和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我们五十二个人分成五个小组出发了。那时,中美之间没有航空服务。我们经过巴黎去了纽约,然后去了华盛顿将近20个小时。

我是清华队的队长。与此同时,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外语水平的提高,教育部任命我为其首席经理,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我带着教育部关于签证申请的信。此外,我还带了50美元的费用。现在听起来很有趣。50美元,每人不到1美元。然而,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国内经济形势。我是清华的老师,月薪是79元。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我也是。因此,尽管在中国进行了选拔考试,我们还是分别在美国大学和乔治敦大学进行了三个月的英语强化学习。之后,他去了各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强化学习。

见证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

1978年12月26日,我们去了美国。12月26日是美国的圣诞节。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其中有一个小插曲。

第一批访问美国的学者原定于1979年初开始。日程提前是因为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必须在中美正式建交和邓小平同志访美之前到达美国,为中美建交和邓小平同志访美做准备,营造氛围。

1978年12月26日上午,当时的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和送出留学生的唯一一次。那天晚上我们登上飞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亲自去机场道别。后来,他成为第一位美国驻华大使。

1979年1月1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正式挂牌,国旗升起。我们52人和大使馆工作人员一起站在大门口唱国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可以说,我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1月28日晚些时候,即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应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访问了美国。

我们52人分成两组,分别于1月28日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和1月29日上午在白宫会见邓小平同志和卓琳女士。我有幸在白宫南草坪欢迎邓小平同志,并仔细聆听了卡特和邓小平的历史性讲话。

随后卡特总统的妻子为卓琳女士举行了招待会。我们所有的52位访问学者都出席了会议。卓琳女士代表邓小平同志对我们讲了很多,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回国为祖国服务。

后来,我们的第一批52人如期返回中国,并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贡献。他们没有辜负中国人民对我们的高度信任。

从出国留学到分享国外自主技术

然后,紧张的研究开始了。我选择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清华一所学校开办的工厂工作时,读到了《美国铸造协会杂志》上的一篇介绍。当时,威斯康星大学的铸造学科是美国最强的。

2012年,威斯康星大学的领导来北京时,他们也给了我一个特别的证书:刘百成是第一个从中国大陆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的人,也是第一批从中国到美国访问的学者之一。

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了一年半,最后一学期我转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材料与工程系。总而言之,我从在美国的学习中学到了三件事:

首先,我们掌握了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材料分析仪器,如电子探针。这些仪器对材料微观世界的深入研究非常有帮助,极大地改进了我的研究工作。在学习期间,我发表了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其中一篇获得了美国铸造协会优秀论文奖。

其次,它开辟了信息技术与传统铸造行业相结合的新领域。我从未在中国见过电脑,也不知道电脑是什么,但那时我敏锐地意识到电脑可能会改变人类社会。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学习,但那时我已经40多岁了,正在和大约20岁的大学生一起学习高级计算机语言。这门课对我来说很难。我几乎每天晚上8点钟都会带一杯咖啡到电脑房,并把它编程到晚上2点或3点钟。

这段学习经历对我回国后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开拓了计算机技术与传统铸造行业相结合的新领域。我和我的团队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仿真软件“铸造之星”(Foundry Star),将传统铸造行业提升到高端技术的科技水平。

第三,与国际学术界建立长期联系。我不仅在威斯康星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还参观了密歇根大学、凯斯西储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一领域的专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此外,我还参观了通用汽车技术中心、福特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和卡特彼勒公司。回国后,我仍然与这些朋友和单位保持联系,为国际学术合作和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1年1月2日,我如期回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去。我当时没想到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越来越宽。仅仅三年后,也就是1984年,我作为中国的正式代表再次出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到目前为止,我出国近100次,其中三分之一去了美国。从一开始我们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到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例如,核电站铸造中使用的一个非常大的钢锭重400到500吨。除了日本,世界上只有中国能铸造它。我去欧洲做报告,人们也很欣赏。

当年52名访问学者中,有7名当选为院士,其中3名来自北京大学,3名来自清华大学,1名来自北京邮电大学。我们深感改革开放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留学生回归中国。

(本文是《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一篇报道)

编者:姚东秦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上)

《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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